21世纪中医现场田原访谈录第三卷-现场十五-著名中医心血管病专家郭维琴谈现代人心脏问题（七）
文：田原
原载于《21世纪中医现场--田原访谈录第三卷》，授权环球中医网独家转载, 未经许可，请勿转载
“……所以每天都是高度紧张状态，我每天晚上睡觉一听到消防车响，我马上就起来，赶快看看消防车往哪儿走……有的时候下班回家，想煮个方便面吃，面还没下锅呢，一个电话又把我叫回来了，就紧张到这种程度。”
田 原：从主任医师到院长，这应该是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？
郭维琴：(笑) 也没有什么，我可能更适合搞业务。父亲倒是有搞行政的经验，他曾担任北京西苑医院的副院长，他就跟我讲，说搞业务的人啊，不能搞行政。可是90年的时候，组织上动员我做东直门医院的副院长，93年又提升为院长，后来又是院长兼党委书记，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我一个比较大的转折。
田 原：东直门医院的口碑一直很好，说明您的院长当得不错，您做了七年院长。
郭维琴：我这人搞什么都认真，都想把它搞好。大家对我的评价还挺好，夸我还能跟上时代。
田 原：大家说您当院长期间，付出的比较多。您也说自己那个时候挺吃力的。
郭维琴：那时候忙得不分白天和晚上，这一个医院里面，除了一千多职工以外，每天要接待两千多患者，病房还住着600多个病人，方方面面都得管。比如病人突然病重，抢救你得管；出现纠纷了，你得管；出现什么事故了，你得管。比如说有一个病人，夜里自己跳楼了，那大半夜都得起来看看，怎么回事儿，要报告派出所，然后把家属请来，怎么谈话；又比如那天我们锅炉房，水都是零了，没水了，全院都得找，哪儿漏水啊，这些都得管。尤其我们医院是六六年建成的，设备、线路什么都比较老，万一失火……所以每天都是高度紧张状态，我每天晚上睡觉一听到消防车响，我马上就起来，赶快看看消防车往哪儿走。
……有的时候下班回家，想煮个方便面吃，面还没下锅呢，一个电话又把我叫回来了，就紧张到这种程度。
我是57岁才退下来的。大学领导还想让我做党委书记，我就没答应。我想党委书记是政治的，我这方面又不太行。
田 原：七年的院长，七年遭罪的日子。退下来的时候，能适应吗？
郭维琴：也有人这样问我，会不会感觉到冷落。我说不会的，还有病人呢，你看现在有的病人十二点多就来排队，挂号，好多病人跟我说，我们大清早溜弯儿的时候溜到这儿了，经常来看一眼你在不在，没写停诊，我们就来挂号，要写停诊我们就不来了。
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不当院长以后，脸色也好了，连头发都显得有光泽了。（笑）
田 原：这才是一个医生最高的荣誉与幸福。
郭维琴：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反正我就觉得有种成就感，尤其是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，我给他治好了，挽救了他的生命，那真是一种喜悦！
治好每一个病人，都会额外的得到一份特别的快乐。如果是一个特别危重的或者病情特别复杂的病人，我给他治好以后，看他来复诊的时候，真是觉得生活都轻松，好像一整天都没有苦恼了一样，很难形容那种心情。而且见了谁都想告诉他，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了……
我觉得真正做学问的人，都是抱着一种理想的，怎么在业务上成长，怎么发展，怎么把病治好。
田 原：在您的个人经历中，有没有特别感动的事儿？
郭维琴：挺多的。记得一个白血病的小孩儿，这孩子最后出现昏迷症状，侵犯大脑了。临去世前就跟他妈妈说：妈，我走了以后，不用给我买新衣服，咱们家已经花了很多钱，并且还叮嘱妈妈，我的书包送给谁，我的衣服送给谁，我的铅笔盒送给谁……他就知道他的父母在医疗上已经付出很多了，因为他家不是很富裕，得这种病的人家往往都是人财两空。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这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那样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孩子，那么小，太辛酸了……
田 原：您还一直记在心里。
郭维琴：我忘不了，而且我还挺心酸的，我心酸的是什么？这么懂事儿的孩子却没能把他给救回来，而且通过这件事，我觉得医生的责任太大，而且我总觉得医生的工作落后于实践，这个病发生以后，才想到进行治疗，而且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，还需要走很漫长的路。
当时给我一种启发，我觉得如果作为医生不好好去学习，不好好去钻研，那医疗成果出现的就会更晚，这样就会耽误很多人的病情甚至生命。我有的时候跟年轻大夫讲，多学点儿东西啊，放到肚子里，也臭不了，也烂不了，我说你好好学，不要把它当成负担。我跟我们护士聊天的时候也说，你们有空多看点儿书，终归会有用的。
田 原：您怎么看现在的医患关系。
郭维琴：我觉得医患关系不好，容易产生矛盾，是舆论造成的。现在医疗功能比较多，加上“主证倒置”，医疗费用就增高了，费用一高，医患关系就可想而知，干什么都得有证据，比如头疼，其实做不做CT都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做。不然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病人家属就责问你，为什么当初不做CT？
还有的患者是公费医疗，提出要求，你不给做，他会跟你打架，甚至于骂你祖宗三代。这样一来，就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田 原：碰到这种情况，您怎么处理？
郭维琴：我还是要先说服他，如果实在不通，我也得给他开，为什么？他非要查，你不给他查，万一哪一点儿出现问题，将来就更不好解决。你能保证他将来什么问题都没有吗？病情是不断变化的。而且有的病人一年后还要找你的后帐呢，他当时没有这样的病，一年后有了也有可能啊。
现在就是患者老是站在医生的对立面儿，不信任，总觉得你有什么目的似的。也确实有的医生和医院医德不好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
尤其是药，因为我的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拿了药，回外地又拿的药，他说煎出来的味儿都不一样，效果也不好，我就跟他讲，这是三甲医院，药的质量有保障，药的好坏是治疗的关键，这么大的三甲医院能进假药吗？能进次药吗？一个医院连疗效都保证不了，还怎么生存下去，我会告诉我的病人一定要在这儿拿药。今天上午还有病人跟我说这事儿，我说你必须得在这儿取。
田 原：医患关系这么紧张，您还坚持出诊。
郭维琴：不管医患关系怎么紧张，但我还是要把疾病放在首位，我是医生，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，虽然我66岁了，但是还没有退休，就是退休了，我也还会看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病人需要我，很多病人在等待我们去给他解除痛苦；另外，有些顽症，还需要我做进一步的努力，攻克它。可能的情况下，我还有一个带徒弟的愿望。
田 原：带徒弟会给您加大工作量，会很累的。
郭维琴：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摸索出来的东西，将来不声不响就带走了，我觉得遗憾，太可惜了，感觉一辈子白忙活了一样！带徒弟的话，就能每天跟着你，你看病他也跟你一块儿看,书本上的知识跟实践结合起来,还能继承下去，继续造福于人。如果就这样走了的话，好像一笔财富丢失了。
田 原：你们有那么好的经验，那么多的病人，为什么不自己开家医院，想过这事儿吗？
郭维琴：有人动员我和爱人共同开个医院，说找你们的病人那么多，年龄也不算太大，还在这儿守着干嘛？甚至说有人帮我们做代理，什么税务啊，工商啊，这些杂事你们不用管；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样做不适合，所以一直不同意。在东直门、东方医院我们工作了大半生，有很深的感情，再者说，身为医生，在哪儿不都是治病救人呢！
田 原：大半生倾心于心血管疾病，治愈了那么多患者，应该说您尽到了一名医生的天职，达到了至高的境界。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？
郭维琴：就是我所担负的自然基金课题的研究，完成它，我视为自己的使命。我身边有两个研究生，按政策规定不能再招了。但我还是希望带徒弟，把毕生所学留下来，继续为患者解除痛苦，这是我的一个心愿。
我和我先生有那么多的临床经验，有那么多的书，传给谁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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