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世纪中医现场田原访谈录第一卷-现场四--中国工程院院士程莘农访谈系列 之 第四曲 文革十年 超然往事
文：田原
原载于《21世纪中医现场--田原访谈录第 卷》，授权环球中医网独家转载, 未经许可，请勿转载
不许说话，不许谈。但是呢，我用一个小瓶子，自己买点煤油，做一个灯捻子，点起来，摆在我的床底下，我就看书。
田 原：提到打仗，程老，我们可能要谈点您不高兴的话题了。文革期间，不许您看病，所以您后来每天6点就开始给病人看病，要把损失的时间全补回来，而且留胡子也是为了纪念那段岁月。
程莘农：都不许看病，董建华都不许看病的，赵绍琴也不许看病啊。看病，就是违纪。我们是罪犯要劳动改造啊。
田 原：那时候遭了很多罪。
程莘农：我就是劳动了6年半，在东直门当临时工。到病房去扫地，还烧水炉子，就是不许给病人看病。那个时候李宪林跟我是搭档，他跟我两个人住一张床的，他是石金波的徒弟，他看病那是真不错啊，他也不许看病。我们俩一张床睡了5、6年啊，拉车也是我们两个人一部车，他驾辕我拉车，我驾辕他拉车。200多斤粮食呢；种地的时候还要拉菜，要推1200斤的菜。刚开始我们不会拉，也不知道什么叫驾辕。开始两、三天很伤体力啊，很累，因为我们不懂窍门啊，后来知道了，轻轻一拨动它就走了，也不用花多大力气。后来拉习惯了就简单了。
我们住的地方，离铁路很近，只有24里地，一个钟头就赶到铁路边了。到铁路边呢，我们把车倒过来，我们就不拉着走了，在后面只要把车推一下，车子就慢慢顺着铁轨走了，不用你使劲。
田 原：学会用巧劲儿了。
程莘农：哎。我们走的快呀，我们到火车站的时候，革命群众还没有到呢，那是个小地方，我们就到街上去转一圈，回来，再坐下来等一会儿，革命群众才到，他们是慢慢地走着来啊。人都到齐了呢，我们就把车子送到粮食站去，把粮食装好，然后把车放在粮食站门口，我们两个先上街吃饭，回头再拉车过去。
田 原：那时候伙食怎么样，吃得好吗？
程莘农：吃得很好，8分钱炒一个菜呀，我们两个人一人出8分钱，只花1毛6分钱就吃得很好了。吃饱了就跑澡堂子里去洗澡，再睡个午觉，睡到下午2点钟。睡好了回到粮食站门口把车又推到火车站。买粮食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远啊，我们先推到火车站，再顺着铁轨推回家去。我们到家，4点多钟了，革命群众还没到家，过一会儿才回来了。
田 原：这么重的体力活儿对于“书生”来说很难的，累吗？
程莘农：不累，习惯了。
田 原：每天都干这些活儿？
程莘农：不是每天，一个星期到火车站拉一次粮食，一年干40天。但是呢，到了冬天，下雪了，就不叫我们去火车站拉粮了，叫我们到村里去种地，到村里8里地。我们到了地头，革命群众们就休息了，他们一休息就是两个钟头。
田 原：被革命的人不让休息？
程莘农：他们抽烟，我们不抽。所以他们说了，说你们不抽烟的人，就多劳动、劳动。我说我可以抽烟的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抽烟了。那时候的烟1块钱能买一大包，刚开始的时候不会抽，就喷烟。抽上烟以后呢，就不叫我劳动了，我也跟着休息。（笑）
等到休息完了，分配我去挑开水，我就弄两个空桶，用扁担挑着。那个时候煤很贵，我们不能单独烧水，要到农场去烧，但是挑水呢，要到我们住的地方去挑。我们住的地方离农场很远。后来有个叫朱光远的，她是党员，劳动模范，比我年纪小一点，对我非常客气，叫我到她家里去挑水，她家离农场很近，我先到她家里去打冷水，再挑到农场去烧开，就不用挑那么远了。
她喊我哥哥，我就跟她说，你不能喊我哥哥，我们是反革命的。她说我们这儿不管这一套，你比我大嘛，应该喊你哥哥。
田 原：当时她知道您是医生吗？
程莘农：知道，知道我是医生。我们住的地方，虽然离村子6、7里地，但很多时候买东西都要到村子里去，人们都知道我们是罪犯，反革命嘛。
回头，我再把开水一壶一壶倒进两个桶里，挑到田里去。革命群众们就喝水，他们喝水呢，我们也休息。喝完了，人家就说，你把桶再送回去，我就把这两个水桶挑回锅炉房去。下午呢，3点钟开始干活，我们2点半就走了，我们不等他（革命群众）喊，我们早到了等着他们，夏天啊，很热，他们3点多才从住的地方走，走的很慢，等到他们到了，也快4点了，就干1、2行就又该休息了。
下午还叫我们挑水去，到了晚上呢，我还要把铁锹、桶啊，送回农场去。农场烧水的是个老太太，人很好，我每次把东西送回去，她就说，我这里有水，你擦把澡。我就洗个头，把身上擦得干干净净的，才推车回家。革命群众比我们到家晚，跟他们吃了晚饭，就睡觉休息了。
田 原：6年半的时间就这样？
程莘农：不是，前一段时间是，后来呢，我们7个人住在一起，就不跟革命群众在一起了，我们是罪犯，是反革命嘛。
田 原：突然就不准看病了，心里是不是特别惦记？晚上商量看病的事儿吗？
程莘农：不许说话，不许谈。但是呢，我用一个小瓶子，自己买点煤油，做一个灯捻子，点起来，摆在我的床底下，我就看书。
田 原：您那个油灯是怎么做的？
程莘农：用棉花做捻，自己到街上买点油，就可以点着了。
田 原：那时候都看什么书？
程莘农：看医书啊，《毛泽东选集》这些，他就不管你了，他们谈他们的，大家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。
田 原：看书不管，就是没有言论自由。
程莘农：哦，晚上他不管。
田 原：那时候吃的好不好？
程莘农：很好，跟革命群众一样。但是，馍呢，女同志吃得非常少，剩下的就给了我。
田 原：当时批了多久？
程莘农：到了中医研究院以后，才不批判了。
田 原：没到这儿之前还批判你们啊？
程莘农：批判、批判，大小斗争啊。我们在东直门医院的时候，每天开诊之前，把我们几个“罪犯”弄到大院子里，就是以前东直门医院的挂号大厅那儿，我们一排人呢，就站在那儿，头低着，听这个群众的批判啊，听那个挂号的人批判啊。批判完了呢，就让我们各回各科，内科回内科，针灸科就回针灸科。还要写检讨，东直门医院不是在胡同里吗？我们就在胡同口，弄个小板凳，坐下来写检讨。
田 原：一般都检讨什么？
程莘农：瞎写，随便写一张，就是有这个规矩，必须写。写差不多了，领导就说你回去吧。我们就回到班里去。我们有一个班，7个人，李建民，赵绍琴，张光、于雷锋等。
田 原：劳动以后，程老您再看病是什么时候呢？
程莘农：我就到针灸研究所了。
田 原：不劳动了，能看病了，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？
程莘农：我回到东直门去了，因为我原来是东直门针灸处的主任，后来是杨建山，我的助手当主任了，但是我一回来啊，斗来斗去的好几年，大家见了面都面光光的（很尴尬），不太舒服。我就想啊，换个地方好不好呢？那时正好北京中医学院（东直门医院是北京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）跟北京中医研究院合并了，我合并过来的，也不是调过来的。
田 原：您那时候感觉没有面子了？
程莘农：不是没有面子，人出现了困难，一个科里二、三十个人，你被当成罪犯，斗了几年，大家都感觉到不太舒服，但是也都不好意思了，因为中医研究院跟北京中医研究院合并了，我们就是一家子了，可以随便调一调，就调到现在的广安门医院去了。（广安门医院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附属医院）
后来呢，刘文群，原来是东直门医学部的组长，现在叫主任，我们都认识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他被调到东直门医院当院长，哎，后来又调到北京中医研究所当所长。他说你要到哪去啊？我说要到广安门医院。他说你何必上广安门呢，你就到我这儿来吧！我一想，到他那儿去也不错。我说好，到你这儿来。我就又回到东直门医院上班了，但不在原来的科里。这个地方，诊室很大，有50多平方米，我就在这儿看病了。
田 原：您那么多年没给病人看病，第一次针灸手生吗？
程莘农：这个没问题的。但是，这个地方呢，原来就有大概6、7个医生呢，我到这儿呢，就没有我的位置啊，人家都比我来得早。就给我弄个小桌子，摆在门口，再摆一个椅子。头三天，我没有一个病人，没有人找我，你刚来的，谁来找你呢？人家都看了多少年了。后来有一个大夫，他给我一个病人，我才有病人了。
田 原：当时怎么看的？就针灸？您还记得什么毛病吗？
程莘农：就针灸，记不清什么毛病，就给看了，看了很有效，后来一天天，病人就多了。我们医院的胡同里，一直到门口，全是感激我的大字报。后来，我的病人多了，我们诊室其他大夫，就没病人了，他们就一个一个地退出去，自己找别的地方去了，都走了。
田 原：您还记得当时给您贴的大字报什么的，主要就是说您病看的好？
程莘农：看好了就感谢我。
田 原：那时候给送礼吗？
程莘农：不送礼的。
田 原：那您那时候经手最多的是什么病？
程莘农：腰疼、腿疼啊，但是内脏病也不少，很有效果。
田 原：我看您用针灸专门治这个功能性子宫出血、中风啊？
程莘农：治疗子宫出血是吃中药的效果比较好，还有我的老师，他看这病比较好。作为一名中医呀，再有名的中医，也就那三、两种病看得比别人好，有些是跟老师继承来的，有些是自己悟出来的，就得这么说。有些人当中医二、三十年了，他就是不会看病，只不过因为他名气大了，他就说自己什么病都能看好，我说他是胡说八道！
（每说到气愤处，程老那修长的手，都要握成拳头，捶着手边能够到的一切物品，比如桌子，比如椅子的把手；或者用他的拐杖用力的扣击地面，扣得咚咚的响。眼睛也像看到敌人似的，瞪得溜圆。这些场面，通常在谈到中医、中医人不争气时，就会出现。气愤劲儿过去了，就又呵呵的笑了。程老的性格，更像一个孩子，保有简单的喜怒，安于简单的生活。 ）
（未完待续，授权环球中医网独家连载，未经许可，请勿转载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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